雍凯 设计
女孩穿着新买的衣服拍了一张自拍照，发布在社交平台上。
尚未撕去的标牌吸引了所有的目光，以至于没有人对她的新衣服进行赞美。
隔着网线，无端的猜测开始泛滥。
“快到7天了吧。”
有人打出这六个字。它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审查，光明正大地出现在评论区。
更多的人开始“接力”。字里行间，扑面而来的恶意涌向这位普通人。
在如今的互联网空间里，类似针对普通人的网络暴力屡见不鲜。它以一张自拍、一条动态、一次无心之举等最日常的方式发生，但都可能成为舆论风暴的起点。
2026年7月29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从国家法律层面对网暴的概念、治理原则、平台责任等作出系统性规定。
法律在推进，恶意却并未停止。
有人问：拦住恶评，不就好了吗？带着这个问题，我们采访了平台审核员、内容安全从业者和网暴受害者，试图潜入那道本应拦住恶意的防火墙背后。在那里，我们发现了一个远比想象中复杂的系统。技术发展的局限、言论空间的把控、界定标准的模糊、主观感受的差异，这一切让网络暴力注定成为一场持续拉锯的社会治理难题。
法律的牙齿正在生长，但距离真正落地，仍有漫长的路要走。
漏网之鱼
按下“发送”的那一刻，博弈开始了。
这六个字并不会立刻被公开，它先进入AI审核流程。这只是一句关于时间的、完全符合语法规范的日常表达。大模型对它进行多维度扫描：不涉政、不暴力、不色情，每一个子模型都给出了极低的风险分数，AI信心十足地判定它“安全”。
不到1秒钟，它被直接放行了，全程无需人工介入。
另一条评论也进入了审核系统：“拍完照可以退了吧。”
这一次，AI捕捉到了某种模糊的信号。它在海量训练数据中曾学习过，“拍照”加上“退”的组合，在一些薅羊毛或虚假晒单的违规案例中曾高频出现。
即便模型无法理解这条评论在当下语境中是对女孩的羞辱和恶意揣测，但它能识别出，这很可疑。
它犹豫了，并将之判定为“疑似”。根据平台预设的分流规则，它被送入人工审核队列。在公开的评论区里，它暂时不可见，需等待最终的判决。
一位审核员在后台看到了它。即便读出了隐藏其中的恶意，但他没有把握处理。从字面上看，它没有谩骂和威胁，也没有违反任何一条硬性规定。它可以被解读为恶意讥讽，也可以轻易辩解为对退货政策的中性询问。
拦截它，意味着极高的误伤风险。在海量待审内容的压力下，他点击了“通过”。
恶意就这样钻过一个个漏洞，出现在这位女孩的眼前。一条、二十条、二百条、上千条。
猫鼠游戏
女孩开始责怪平台，大模型进步如此之快，为何做不到提前处置？
程露是某社交平台的评论区审核员。她介绍，人工审核的标签和处理等级是分层的。这直接影响处置力度。同样是恶评，归入“色情”或“辱骂”，意味着封号；归入“不友善”“仇恨言论”“低俗”等，意味着内容不可见，或账号30天内无法发言；归入“不良价值观”，惩罚则轻得多。
一些人摸清了这套规则。他们知道，纯粹的谩骂极有可能被拦截，于是将其“包装”成价值观层面的表达，用“讨论”“调侃”“玩梗”的方式，传达浓度相同的恶意。更多的网络暴力，就这样披着“阴阳怪气”的外衣，呈现出来。
恶评的形式也早已不限于文字。弹幕、视频、直播、公开群聊，内容形态大幅增加。在社交平台评论区里，用表情符号代替敏感词，多人接龙一人发一个字拼凑完整句意，用特定符号影射（例如“根号三”暗指身高矮），这些早已是常见的规避手段。
人工审核员群体内部使用的查询网站。
更现实的问题是，并非所有平台都配有人工审核。
唐晨是一名内容安全从业者，有从审核、模型迭代到策略搭建的全链路经验。她提到，依托AI，如今平台单日文本审核量已达上亿条，而人工审核员单人一天只能处理约八千条。价格方面，AI处理十万条数据，成本只需2元。AI审核“疑似”的内容本应由人工复核定性，但部分平台出于人力成本考虑，对这类内容直接不予放行。
“目前的AI审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唐晨说。面对文本拼接和抽象语义，AI几乎无法判断。此外，它也不会把原贴和评论区内容放在一起判断。当一位嫁给外国人的女孩晒出合照，评论区出现“光宗耀祖”时，AI审核的也只是一句字面意义上的褒义词。
恶意在不断进化，审查难度也在同步攀升。这是摆在所有平台面前的技术难题。
2024年8月起施行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明确要求，平台应当建立健全网络暴力信息预警模型，综合考量事件类别、参与人数、信息内容、发布频次等因素，及时发现预警网暴风险。今年7月发布的《征求意见稿》对此进一步升级，设专章规定平台责任，从监测预警、信息处置到用户保护均作出详细规范，并大幅提升违法成本。从部门规章到专门立法，平台作为网暴治理第一道防线的责任被进一步压实。
平台开始投入这场猫鼠游戏。
一些平台已开始尝试将人工审核与AI反网暴模型协同运作。据国内某头部社交媒体平台介绍，其上线了AI反网暴系统，让识别模型、研判模型与人工配合，覆盖风险发现、事件研判到主动治理等环节。该平台网暴治理团队成员陈峰称，这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道又再高一尺”的动态博弈。
针对“单条无害、聚合成暴”的治理难题，该平台尝试将网暴作为完整事件处理。其AI反网暴系统不再只看单条评论，而是综合负面评论大量出现、主页被频繁访问、提及某账号的异常信息增多等信号，计算“网暴风险得分”，并通过复盘误判案例提升识别能力。
技术上的猫鼠游戏每天都在上演。然而，无论算法如何迭代，它处理的始终是抽象的文本和标签。真正承受那些文字重量的，是屏幕另一端的人。
微弱的信号
骆敏曾遭遇过一场网暴。她形容那一刻的感受：“像被车撞了一样。起初不相信自己会遇到这样的事，随后感到被冒犯，再后来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深深的愤怒。”
缘起是一位校友与她私信聊天，她感觉对方不尊重她，结束对话后将其拉黑。没想到，对方公开发表了两人的聊天记录，并配上侮辱和嘲讽性文字。几个小时内，点赞量过千，越来越多的人认出了骆敏。同事和朋友将帖子转发给骆敏，她立刻向平台举报。
当天下午，她花了四个小时与平台人工客服沟通，无法正常投入工作。
骆敏向平台举报后被认定为侵权的评论超过60条，整个帖子的浏览量超过12万，加上后续该校友又发布两条帖子，评论总数在500条到700条。
当天下午五点，帖子被限流，点赞和评论的增长放缓。第三天，校友账号被永久封禁，相关内容全部下架。从结果看，平台的处理速度并不算慢。但骆敏仍觉得不够，她希望平台能主动意识到“这是网暴”，并采取相关措施。
在每日海量的用户生产内容与互动面前，网暴的信号极为稀疏。一篇帖子下面，可能有上千人点赞评论，甚至与发布者私聊。但用户是否正在遭受网暴，有时并不来自本人自述，而是一些细微的行为变化。陈锋回忆，曾有一位用户最初还在评论区与网友们嘻嘻哈哈地“玩梗”，某一天，他突然开始删除评论。
“从这一刻起，伤害就已经发生了。”当时，陈峰捕捉到这一变化，可他也坦言，这样的信号在数亿用户、每秒海量互动的数据洪流中，微弱到几乎不可能每一次都被主动发现。
即便发现了信号，拦截也未必来得及。对用户来说，一条恶评从发出到被处置、消失，往往要经历一段难熬的等待。平台每天面对千万级乃至亿级的用户，每小时需要扫描的内容量庞大，技术上确有挑战。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何一些明显的网暴信号未能被及时阻断，资源与技术的权衡，最终仍应以降低用户伤害为优先。
更重要的是，网暴的伤害从来不等于单条恶评的简单相加。上百条看似“无害”的阴阳怪气叠在一起，对当事人而言就是一座山。
骆敏的遭遇并非孤例。事实上，《征求意见稿》已经关注到这类困境，其中明确规定平台应当为用户提供便捷的取证功能，受害人可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
然而，不少用户反映，平台提供的“一键取证”入口并不好找，操作流程依然繁琐，取证功能在实际使用中远称不上便捷。立法层面的进步与用户体验之间的落差，也是征求意见阶段有用户反映的问题之一。
两难的选择
网暴发生后，很多人都劝骆敏“算了”。
母亲希望她翻篇，把精力投入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上。维权意味着大量时间成本，意味着反复观看恶评，反复被伤害。但骆敏发现，自己无法让这件事彻底过去。一年后，她决定起诉。提交证据后，平台向她披露了校友个人信息，法院最终成功立案。
从这个意义上说，骆敏是幸运的。但更多的普通人，面对的是难以界定的“阴阳”与“调侃”，这让他们陷入无处申诉的困境。
究竟什么才算是网暴？
《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将“影响身心健康的指责嘲讽、贬低歧视”纳入网暴信息范畴。《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将其界定为通过网络集中或持续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并列举侮辱谩骂、违法发布个人信息、恐吓骚扰等情形，从而与一般网络纠纷区分开。
然而，法律定义的明晰只是第一步。在实际操作中，同样一句话，有人觉得是调侃，有人觉得是羞辱。网暴的认定极度依赖个人主观感受，可主观感受无法作为平台拦截的依据。现有法规虽确立了平台主体责任，但定性标准与具体实现方式仍不够清晰，留给平台的操作空间过大。有平台方也承认：“没有量化的部分，需要平台自己去执行。”
主观性的困境，同样体现在审核一线。程露举例，同样是恶评，不同审核员的尺度也不同。她回忆，审核一个胖小孩的自拍视频时，有人评论“把自己拍得像猪肉”，她个人感到很愤怒，毫不犹豫地打了“侮辱”的标签。她坦言，换一个人审，不一定会打这么重的标签。
一篇发表于2023年关于数字平台内容审核实践的研究指出，审核员在面对模糊不清的“灰色”评论时，其决策过程极具主观性。这种主观判断不仅受个人职业认知的影响，还深受组织工作量、平台规则以及商业模式的驱动。
事件一旦从模糊的阴阳怪气升级为汹涌的舆论浪潮时，情况也随之改变。
不少参与攻击的网友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施暴，而是“伸张正义”。例如有人因逃单被曝光，网友对其进行辱骂，认为道德有瑕疵者“应该被骂”。平台方则认为，即便是道德有瑕疵的人甚至犯罪嫌疑人，也不应承受大规模网暴，辱骂本质上是一种“舆论量刑”。
但平台不会因此直接删帖。各大平台普遍设有流量异常上升帖子的召回机制，其只负责重新送审，不直接决定拦截或放行。对此，平台方的说法是：事件真相未明，删帖可能不合适；极端事件也需要保留不同声音。
一对在读博士情侣在社交平台发布男方向女方求婚视频，被网友恶意评论后，目前该视频已被发布者删除。
批评性言论应当受到保护，这一点没有争议。问题在于，当批评演变为针对个人的侮辱和攻击时，平台如何及时识别并介入，而不是在“包容”的名义下一放了之。
有学者指出，网暴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一家的判断，需要行政监管、平台履责、社会监督、司法保护协同运作，形成全链条的治理合力。同时，也有学者提醒，当法律尚未对模糊地带作出明确界定之前，平台应主动披露审核逻辑，接受外部监督，避免因标准不透明而陷入信任危机。
摸索中的实践
《征求意见稿》将平台推到源头治理一线。法律和制度的细化需要时间，面对每日海量的内容，平台选择先自行探索。
陈锋所在的平台，在今年分别开了一场内部规范评审会和研讨会，试图回答两个问题：究竟什么才算网暴？“玩梗式网暴”应该如何界定？
陈锋与团队从海量案例中提炼出三个要素——规模化、指向性、危害性，三者需同时满足，才会被判定为网暴。在三要素之外，他们还划出了一条分界线：公众人物与普通人。陈锋解释，若一个事件涉及公众利益，应当受到一定程度的社会监督，不应轻易被视为网暴；但普通人没有同等的容忍义务，因此对普通人的保护门槛更低。未成年、老年人、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被纳入最优保护层级。
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参与了评审。在他看来，三要素是在平台面临海量内容审核、亟需将模糊的网暴概念转化为可操作判断标准的背景下形成的。学界与业界在讨论中也逐渐形成一些共识——应当以普通理性人的感受为基准，结合具体语境判断是否具有隐性攻击或煽动性；分歧则集中在是否应对讽刺、批评等表达给予更高容忍度，以及如何避免因标准过严而误伤正常讨论。
玩梗式网暴的讨论则更进一步。有学者提出，公众人物对职业表现的批评应有较高容忍义务，但当攻击转向外貌、人格和私生活时，应获得与普通公民同等的保护。针对素人博主，有学者认为平台治理应坚持危害导向，即便单个用户无恶意，数量累积造成的伤害也应得到救济。
共识之外，分歧依然存在。当具体到每一条灰色评论的定性时，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给出的判断尺度并不相同。
“总体来看，双方都承认，灰色地带的处理难以完全靠规则穷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积累案例、细化分层标准。”李怀胜表示。
抖音App内搜索“网暴”后可找到防网暴专区，小红书输入“小红盾”可进入网暴防护专区。
单个平台的努力终究有其边界。陈锋坦言，不同平台实践不同，施暴者会在各平台间流窜作案。即便所有平台标准统一，也无法杜绝线下蔓延。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公众对网暴的认知正在泛化，很多事都会被贴上“网暴”的标签。网暴与舆论监督、批评表达的界限，本质上是言论自由的边界问题，不能单靠平台一家定义。
平台治理的探索从未停止，但一个问题始终悬而未决：谁来监督平台？
按照现行规定，网信部门通过“清朗”系列专项行动、不定期检查、典型案件查处等方式对平台进行督导。2026年2月，快手因“未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被处以警告和1.191亿元罚款。此前，UC浏览器、小红书等平台也曾因破坏网络生态被依法查处。
这些个案式监管虽然能形成一定震慑，但多位学者指出，日常监管仍面临一系列现实难题：监管力度过严容易导致平台过度管控，过宽则可能纵容消极怠工；平台作为市场主体，在流量变现与治理投入之间存在内在矛盾，既可能为流量淡化治理，也可能为避责过度审查；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之间也尚未形成统一的执法标准，监管协同有待加强。
针对上述问题，《征求意见稿》专门规定了监督管理职责，明确由国家网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网暴治理，并推动建立跨部门、跨地区的协同监管机制。同时，也提出推动建立统一的网暴认定和处置标准，探索跨平台失信名单与联合惩戒措施，为平台和监管部门提供清晰的“度量衡”。
不过，由于网络信息大量涉及观点和意见表达，除明显违法犯罪外，大量模糊地带的统一标准并不容易。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认为，推动源头治理落地，关键在于两条路径的并行。一方面，需要进一步细化平台的主体责任边界与具体履责标准，让平台在合规审核时有据可依，同时通过算法备案和实质性审查，让平台的治理方案接受外部监督。另一方面，也需要畅通公众监督渠道，让网民参与线索提供与证据固定，将社会力量转化为治理效能。
治理网暴，平台是关键，但不是全部。
当法律尚未给出所有答案、监管仍在摸索之中，每一个普通人的感受和声音，或许才是推动改变最恒久的动力。
2022年，女孩郑灵华因染了粉色头发而被网友恶意攻击，患上抑郁症，最终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程露、唐晨、陈峰、骆敏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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