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的烈日，灼烤着澄迈县昌广村那片小小空地。槟榔树与椰子树环抱成圈，像一群沉默的卫士守着这方无人打扰的净土。70多年前，十多位无名烈士长眠于此。当地百姓噙着热泪，一抔土一抔土地将其埋葬。这些战士从白山黑水间一路南下，最终在红土地上静静睡去。
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0军118师的战士。这支从山东走出的“暴风雨部队”穿越十省烽火，曾在解放战争中保卫四平、攻打锦州，参加战役战斗数百次。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也立下功勋。1950年3月，海南岛还在黑夜中沉睡。118师作为先头部队派出352团一个加强营，乘木船，劈惊涛，强行登岛，拉开了解放海南岛的序幕。4月22日，解放海南岛战役美亭决战进入后期，惨烈的番群岭攻坚战打响。353团1营、2营向国民党军第62军指挥所核心阵地发起进攻，400多人伤亡，68名指战员牺牲。战后，十多位烈士遗体被就地掩埋在战场附近的山坡上。
七十多年的草木荣枯，七十多年的风雨侵蚀，把一切痕迹都洗得干干净净。昌广村里最年长的老人，如今也已百岁。他们坐在树荫下，浑浊的目光投向那片空地，还能隐约忆起当年的情景。2026年8月，探铲声打破宁静。受退役军人事务部委托，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文少卿带着团队来到这里，开始番群岭攻坚战烈士遗骸搜寻发掘工作。这次，他们为一件事：让英雄不再无名。
探铲敲开沉默
发掘工作正式启动的第一个清晨，复旦大学团队的十余名师生踏进遗址现场。眼前是一片700多平方米的空旷平地，地表植被早已清除殆尽，只余下光秃秃的黄土，既无墓碑，也无任何地面标识。墓葬究竟藏在何处？
当年的掩埋本就仓促，连棺木都未曾使用——而如果有棺木，腐朽后会在土壤中留下清晰的痕迹，成为定位墓葬的重要线索。如今，团队只能依靠土质与土色的细微差别去逐一分辨。
“遗迹现象本来就不太明显，加上这边总是下雨，保存状况就更差了。”团队成员、复旦大学考古学博士生常欣说。
团队先用考古探铲进行钻探。几个老师傅选定几处可能的点位，用力将探铲扎入地下，带出红褐色的泥土。将带出来的泥土掰开，捧在手中细看，质地均匀，并非人为翻动过的“五花土”。
文少卿团队正在开展精细发掘工作
可肉眼分辨总是耗费心力。开始作业没多久，一位老师傅挖出一段混杂着黑土的红色土壤，周围人放下手中的活计围过来，端详了许久，最终只能悻悻散去，原来这不过是自然的土色交错。每一次铲下的泥土有点异样，心里都先紧一下，扒拉半天，最终却又落空。这样的反复，耗费了不少时间。
眼见上午过半，进度却依旧迟缓，团队于是将村里一位百岁老人再次请到现场，在老人的指引下，作业范围得以进一步缩小。
恰在这时，太阳的暴晒让原本泥泞的地面渐渐变干。
搜寻团队改变策略，开始大面积揭露表土层。随着表层泥土被一层层刮开，一些细微的遗迹现象逐渐暴露出来。队员们便用手铲小心清理，将工作面逐步整理规整，再依据土质土色的变化，尽力判定墓葬的分布范围与位置。
就这样反复尝试、层层推进，终于，探铲再次落下时，带出了质地不均、极像人为扰动过的泥土，墓葬的线索终于出现了。随即，一个个墓葬的位置，在红土地面上清晰地浮现出来。
雨中重见忠骨
连续两日晴好，天色澄明。团队每日踏着晨露出发，一直忙到日头沉入槟榔林梢，丝毫不敢松懈。到第二天收工时，已陆续发现五六处墓葬。
墓葬的边缘，撒上了白色生石灰粉，用来划定范围，只待继续往下深掘。
孰料，第三天上午，暴雨骤然而至。
雨天作业，比晴天更要格外小心。墓葬一旦进水，遗骸和遗物就可能发生位移，必须尽快处理。
队员们从头到脚都被浇透。雨稍一歇，他们便抓紧清理坑内积水。可刚清完，瓢泼般的雨又劈头盖脸落下来。
雨中，解放海南岛战役番群岭攻坚战烈士遗骸搜寻发掘工作启动
常欣这次承担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在发掘过程中采集土壤样本，并在遗物出土后，依次进行清理、拍照与文字登记。
土样必须取自未经雨水浸泡的原生土壤，所以雨一停，她便赶紧去采集新暴露出的土层样本。
这天下午，编号为M1的墓葬中，一截股骨从泥土里露了出来。
小心翼翼地将股骨完整提取后，下方露出一层厚厚的砂质石层。队员们小心翼翼地剥开石层，颅骨的轮廓、上肢骨、肋骨依次显现出来。
那一刻，整个工地都沸腾了。
“出来了！保存较好的人骨！”有人喊了一声。大家围拢过来，眼睛盯着土坑里那具沉睡了数十年的骨架。这是该安葬地出土的第一具较为完整的人骨。
不过兴奋之余，更多的是小心翼翼。这具人骨的保存状况并不理想。“颅骨在土里时，有泥土撑着，看着还挺完整。但提取出来后要清理，土一剔除，就全散了。”复旦大学文博系硕士生穆星宇说。
人骨清理完毕后，需要整整一天时间阴干。发掘工作的第五天，穆星宇对其进行体质鉴定，并详细记录保存状况，包括哪些骨骼得以保存、保存程度是好是一般还是差，同时判定性别和年龄，并仔细观察骨骼上是否有病理迹象，比如有无创伤、骨折，或其他疾病。M1中的烈士年纪不到30岁。他的左股骨上发现了弹片，伴有一条很长的骨折线，没有愈合的痕迹。穆星宇说：“我们推测，他应该是在牺牲前不久受了这个伤。”
接下来的几天，总是时不时下着雨。然而，首战告捷之后，直到第五天过去，团队才在M8墓葬中发现另一具较为完整的遗骨。
海南湿热的气候对骨骼的腐蚀相当严重。十几天下来，团队陆续发掘了14座墓葬（编号M1至M14），但仅有M1和M8保存了相对完整的人骨，其余墓葬只剩下零星的牙齿和肢骨。“有的连牙根部都没保存下来，只剩下牙釉质那层薄薄的壳。”穆星宇说。
遗物也会说话
在考古领域，有一个重要的理念叫“透物见人”——通过遗物，可以更多地了解墓主人生前的状况。
发掘过程中，各类遗物接连出土，既有不同规格的子弹、弹匣，也有战士生前使用过的生活器具。文少卿指出，从现场布局来看，安葬过程并非仓促了事，许多随葬品摆放规整有序，能体现出对烈士们深深的敬意。
本次发掘首次发现了49式“八一”五角星帽徽，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军队的统一制式标志，帽徽内铸有金黄色“八一”字样，成为确认烈士解放军身份的关键物证。
从土中挖出的五角星
现场还出土了一枚珍贵的战功奖章，图案是持枪战士剪影，写有“勇敢奖章”四个字。“这枚奖章足以证明这名烈士作战英勇、屡立战功，是真正的战斗英雄。”澄迈县红色文化研究会秘书长林明俊感慨。
文少卿介绍，这是他多年从事烈士遗骸搜寻发掘工作以来，出土遗物最为丰富的一次。尤其是一名战士遗骸身侧，步枪子弹从肩部延续至腰间，足足有数百枚之多。
常欣负责遗物的清理、拍照与信息登记。最令她印象深刻的，是一支钢笔：“笔身泛着类似贝母的光泽，绿色与红色渐变交织，特别好看。”
清理遗物是一门细致活儿，工具不过是手术刀片、小竹签、棉签、湿巾之类的小物件。“表面光滑的玻璃制品，可以用湿巾轻轻擦拭，效率较高。金属类的像子弹，一出土就是几十甚至上百颗，得一颗颗把表面泥土清理干净，耗费的时间就多些。”常欣说，“有些金属物品看着结实，但下手还是得小心，稍不留神就可能碎裂。”
在搜寻发掘现场，发现了当年战士们用的水杯
近现代烈士墓葬的发掘，与古代墓葬截然不同。穆星宇回忆，本科时接触的多为古代墓葬，出土的是精巧的车马器，“有的形状奇特，不太好认”。而近现代烈士墓中，出土的多是钢笔、皮带、纽扣这些今人熟悉的东西。
然而，熟悉，有时更让人心酸。穆星宇曾参与文少卿团队其他烈士遗骸的体质鉴定工作，他发现许多烈士都尚未成年，年纪轻轻就上了战场。
寻回英雄身份
发掘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在实验室里。
文少卿表示，如果烈士遗骨具备开展DNA鉴定条件，会联合相关部门进行烈士身份确认与寻亲工作。
事实上，文少卿团队在烈士遗骸鉴定和寻亲方面已有丰富的积累。2015年到2019年间，文少卿团队就与退役军人事务部以及其他高校和机构合作，共收集了8个遗址的572位烈士的DNA样本。2020年—2024年，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国家英烈DNA数据库建设”。
乡亲们自发为烈士献上鲜花
2023年，受山西省吕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邀请，团队对方山县南村革命烈士墓地进行系统发掘和DNA鉴定。49具无名烈士的平均预期寿命仅20.5岁，最小的才14岁左右。其中一位编号为391的烈士只有十四五岁，生前腿部严重感染，从事着与年龄不相符的高强度工作。
邓萍是红军长征途中牺牲的高级将领，多年来，他只有一幅模糊的黑白素描画像传世。随着人工智能与考古学的跨学科合作，复旦大学师生利用AI考古新技术复原了邓萍的样貌，制作出动态影像。
辗转数省，文少卿团队已为多位烈士找到亲属，为无名英烈还原容貌。
对文少卿而言，这项工作的意义，正悄然发生转变。
“2023年以前，可能更多还是着眼于寻亲——对烈士亲属和烈士本人来说，找到家人，是最基本的需求。”文少卿说，“但从2023年开始，我们的工作重心发生了变化。因为开展系统性发掘后，伴随出土的还有烈士遗物，连同遗骨本身的状态，都能反映出当年的创伤与生活境况。有了这些实物线索，我们对烈士的情感也变得不同了。所以，我们更想做的是挖掘烈士背后的故事，传递他们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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